不過，這觸動一閃而過，真正令皇帝迷惑的卻是最後一句話：

「擺宗」？到底是哪個腦殼進了水的不肖子孫，居然給先帝上這種奇葩廟號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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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在甲寅變法之後，一切都不一樣了。

當然，這並不是說甲寅變法的主持者有什麼獨特的人格魅力。實際上，除了張、海等寥寥數人之外，穆祺閆東樓等在當時士人中的風評都相當之不咋地（想想他們在野史中的作風，你恐怕也很難期待有什麼好評）。事實也證明，貫徹政策依靠的不是人格魅力，而是錢。

自甲寅變法第三年之後，因為賠款收入暴增，海路暢通後糧食充足，內閣免去了九邊及陝甘百分之五十的稅賦、寬免了江南各省上繳漕糧的義務，為雲貴駐紮的軍戶補發了積欠十餘年的稅負；自第五年開始，朝廷則進入了後世稱之為「敗家子財政」的階段：該年各省上繳稅負一共一千七百五十二萬兩有餘，朝廷撥給各地的投資俸祿及各賑災款項則高達兩千九百萬兩；國庫超支一千一百萬兩有餘，全部靠賠款與海貿調配。到第九年後，事情則進入到匪夷所思的階段——各省的財政百分七十以上都依靠著中央撥款，自己的稅收居然還不足三成！

至此，「五千年未有之大變局」終於形成了：歷朝歷代都是地方供養中央，現在一轉攻勢，居然變成了中央供養地方；往常地方掌握財源，還有能力與中央博弈一二，現在中樞朝廷握著所有省份的輸血管，誰還能抵禦內閣的意志？

政治就是財政，財政就是政治；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，掌握了錢袋子就掌握了一切。當中央財源空前膨脹之後，內閣的意志便不再受任何掣肘。至此，由商鞅秦始皇至大安高祖朱重八以降，兩千年來中央集權主義者最夢寐以求的理想終於降臨了——沒有地域之分，沒有門戶之見，中樞可以隨心所欲調配一切資源，藉助大一統的制度發揮出無可思議的優勢；合六千萬人之心為一心，天下還有誰是中土的對手？

也正因為如此，甲寅變法才被稱為中華近代化的開端、新時代隱約的迴響；宋元之後皇權不下縣，封建時代封閉而又保守，朝廷的政策有十成力度，落到實際或許只有一二成；而在打通了中央到地方的脈絡之後，內閣用盡渾身解數，卻可以勉強將中央的意志落實三到四成——不要小看這區區一二成的進步；不積跬步，無以至千里，中原之所以能後來居上，恰恰是因為每次變革中這一二成的優勢。